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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售假现象已成常态，近年来十分猖獗。”资深乐迷林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广州、佛山多地观看演唱会时，多次目睹此类乱象。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佛山国际文化演艺中心等热门场馆周边，兜售假专辑、假亲签的情况常有发生。他回忆道，2024年陈奕迅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结束后，沉浸在兴奋中的他被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旁一个摊位吸引。几名身穿红马甲、佩戴工作证的人员叫卖着：“陈奕迅亲笔签名专辑，200元一套，先到先得。”看着对方“官方”的装扮和周围抢购的人群，林先生深信不疑，当即掏钱购入了一套偶像的签名专辑和照片。然而，回家用电脑读取碟片时，他发现内容竟是一片空白，这才惊觉上当。“当时刚看完演唱会，情绪特别‘上头’，摊位就摆在场馆边上，加上散场人流密集，且有多人购买，根本没多想。等回家发现受骗，再想去找人时，他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林先生苦笑着说。

　　起初，面对记者询问，其中一名二十几岁的女生坚称自己是“官方工作人员”。见记者有意购买，她立即抛出话术：“只剩最后几套！专辑内含彩排录制的歌曲，还有明星海报和签名照，原价一共298元，现价168元。”经过讨价还价，记者以158元购得一套。令人咋舌的是，收款方显示为“大麦1组”。当记者再次追问身份，一人改口称是“大麦员工”，而另一人则小声改口说是“网上找的兼职”，说辞混乱，漏洞百出。交易完成后，随着人流稀疏，这两名销售人员迅速收起摊位，将剩余货物塞入背包，瞬间混入人群消失无踪。之后，记者播放所购专辑，发现其为空白碟片。

　　针对记者调查中发现的销售人员身披“大麦”马甲、在场馆周边兜售纪念票及假专辑、假亲签的乱象，2026年3月11日，大麦客服工作人员回应新快报记者称，大麦是一个票务代理平台，提供票务售卖服务，从未安排工作人员在演唱会场馆外售卖纪念票、专辑、亲签等周边，更不存在与此类人员有任何“官方合作”。大麦方面表示，将严厉打击冒充大麦工作人员售卖假周边的违法行为，若各方人员发现此类不实售卖情况，可及时举报或报警处理。

　　针对即将到来的演出旺季，该局已制定专项工作计划：做好对营业性演出单位和场馆方的约谈提醒，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其加大内部安保力度；演唱会开始前，计划利用场馆的环场屏幕和广播系统，在观众入场高峰期循环播放提示信息，提醒观众警惕不法分子销售盗版音像制品及假冒亲签物品；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演唱会时段勤务模式”，即在演唱会开始前1小时、结束后30分钟等重点时段，加强对场馆周边区域的联合巡查频次和密度。一旦发现销售侵权假冒商品的行为，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取缔。

　　此外，卖家明知是假冒的专辑而予以销售，在民事层面来看，消费者因该欺骗陷入错误认识并支付价款，符合《民法典》第148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消费者可以要求卖家返还货款、赔偿损失；在刑事层面，如果该专辑没有明显的注册商标标识，卖家明知是假冒的专辑，虚构官方工作人员、志愿者身份，冒用已注销公司出版信息，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自己财产，如果数额较大，涉嫌构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如果该专辑封面上有假冒的明星签名、明星人像、演唱会封面等明显的注册商标标识，并且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数额或者情节标准，那么卖家就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累计金额较大的话，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针对‘快闪式’售假，必须建立信息共享、指挥统一、处置迅速的联勤联动机制。”谭国戬建议：由文旅部门牵头，整合公安、市场监管力量，针对每场演唱会设立联合执法组，避免部门间推诿；利用场馆高清视频监控和粉丝群体的社交媒体，实时监控场外异常聚集情况。一旦发现可疑摊贩，由指挥部直接指令附近的公安巡特警作为第一响应力量先行控制人员、固定证据，同时通知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迅速到场对商品进行鉴定和扣押；对于现场查获的假冒商品，市场监管部门应立即启动快速鉴定通道。若销售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现场查获货值较大，公安机关应直接介入刑事侦查，深挖幕后组织者，改变过去“仅作行政处罚、罚款了事”的软性治理模式。

　　谭国戬表示，现行法律框架基本覆盖了对此类售假行为的定性、打击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但在针对“快闪式”违法行为的追责效率和源头治理上，确实存在可以完善的空间。他建议：首先，完善地方立法。推动地方人大出台《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或决定，明确将“打击场外售假”纳入承办方和场地方的安全责任清单，并规定相应的罚则，譬如高额罚款、列入行业黑名单、影响下次活动审批等。其次，建立信用惩戒机制。对于查实的中下游售假组织者，除了刑事追责外，应由市场监管部门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惩戒，限制其高消费、限制其进入演出行业相关领域。最后，引入公益诉讼。对于这种侵害众多不特定年轻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建议支持并鼓励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检察机关探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向制假售假链条上的组织者主张惩罚性赔偿，提高其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