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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种种落在老师头上的任务，王越吐槽，“网上说‘各部门都能给老师安排任务’，确实是真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的学者宋萑、吴健健在论文《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中曾提到，在政府“管办评”包办的制度结构下，多个行政部门都负有“办教育”的责任。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能给学校安排任务外，研究中，教师们提到的其他行政部门和机关有县委、县团委、卫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办等。论文称，在本研究中，有效落实“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某地教师的增量负担远远少于其他地区的受访教师。

　　上述《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的论文中，一位受访的校长向研究者谈到责任认定的问题：当学生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如果学生家长要求追责，那么在目前的责任认定中，学校和教师“难辞其咎”。“就是说白了，学校是公家的，你代表的是集体，家长是个人，是弱势，所以家长因为这个孩子出事去告学校的过程当中，法律判决的时候，即便这个学校没错，但是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学校职责界定的模糊，使得教师对学生安全工作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学校安排安全教育班会、发放各类安全教育通知、要求班主任坐班等大量工作，还刻意“留下证据”，生怕学生“出事”后学校被追责。

　　不同于以往一个院子、一个单位的人们相互帮衬着看“娃”，现在的小家庭各自分散育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托举孩子。除了经济上的压力，父母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情绪。澎湃新闻曾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统计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2020年，三年级学生家长每周辅导的时间更是达到了7.81小时。